如果说“ 可持续”是城市发展的底线，“ 健康”则对应更高的城市发展目标。健康的城市运行，让我们免于交通拥堵、房价飙升、职住不平衡、配套设施缺失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困扰；健康的城市生活，让个人在城市里得以收获身体健康、精神丰盛，享受生命并充分发挥潜能。

“健康”之于城市，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意味着重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6 月5 日至9 日，2017“ 清华同衡学术周” 围绕“ 健康·城市”主题，共同探讨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如何实现更多、更高的城市发展目标， 建设全面“ 健康”的中国城市。

理想城市：健康的、可持续的、诗意的面对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挑战，上个世纪8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城市”定义为：“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不局限于环境卫生的达标，世卫组织旨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将“健康城市”认作为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发展的整体。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一个可持续的、诗意的理想城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 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低碳环保的生态城市， 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联系便捷的智慧城市，有多元富有个性的文化城市。而中山大学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何艳玲认为，“健康城市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

“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处理‘ 城市病’ 与‘ 可持续发展’的相互矛盾。这一轮城市建设、新型城镇化，正逐步从物质文明建设转到‘以人为核心’上来。”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对记者表示。

复杂现实社会中的城市现状我们为什么向往远方， 是因为在现实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客观体会到或深或浅的剥离感和疏离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2016 年9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表示，目前全国288 个地级市只有28 个城市处于健康城市状态，亚健康城市占全国九成以上。

据世界卫生组织： 到2025 年， 70%的中国人口（约9 亿人） 将生活在城镇中。传统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健康问题， 如： 饮用水安全和卫生设施建设、精神卫生等还未根本解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又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 人口老龄化、交通拥堵、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加剧等等。

我国处在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城市化过程对于实现新型城市化和健康城市化至关重要。关于“绿色”和“可持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则提出，近年来，国际趋势已从唯物的“ 绿色”， 走向人的健康，譬如全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谓的“绿色建筑标准”，跟节能、减排有关， 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物质来转的。但是它缺少一个核心指标，即“人在这里边待在里面究竟舒服不舒服”？其实这才是未来“绿色”化最根本的东西。

“一个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不可能是健康的城市，一个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是充满风险的城市。”何艳玲的演讲聚焦复杂社会中的城市治理问题，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建构性风险。认为土地金融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超乎寻常的城市化红利……处于构建性风险中的“风险城市”能否转化为健康城市乃至美好城市的关键，“在于面对土地， 我们谁来决定谁将得到其收益，并将收益用来干什么，即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城市公共决策过程，或者如何在城市公共决策中呈现大多数城市居住者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我们前赴后继地离开农村，却又满怀惆怅地想念乡村。乡愁，实质是我们对空间和人之间关系舒适、亲近、温暖的想象。”私下里，何艳玲偏爱这段现场发挥写出的文字。

她说，以往城市发展中这三方面做的并不完善。就舒适而言，步行可达空间的舒适、公交地铁中的舒适……每个人生活在城市中都会有非常深刻的体验，都会有相对一致的需求。但是那只‘ 看得见’ 和‘ 看不见的手’ 的调配之下，其实我们都慢慢迷失了。当每个人都迷失一点点，在决策的时候、在做规划的时候、在做工程的时候……也就忽略了将个体体验放入这个过程当中，从而忽略了我们的切身体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需要交往，城市需要最低程度的秩序，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可以生活的空间，安然相处……

创新公共决策，构建健康城市

“必须要注意到增长仍然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而城市作为一个最好的增长容器，将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功能定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很多对城市其他层面的想象，必须要和这个增长容器相互的并存”。何艳玲说，增长的启动核心有三个：经济体制改革、放权让利和政府经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着绝对性作用。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客观事实，而且仍然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乡村大榕树下的邻里相聚，或者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空间的一种期待。这样的想象，不是到农村去寻找，而是需要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中建构。“我们的发展创造了很多奇迹，但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服务的缺失、社会分化，社会空间被更多地用来作为净增长的容器，而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交往、闲暇消费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托的容器。” 何艳玲的理论阐述非常简洁，但实际上都有很多复杂的、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作为支撑。她认为，在城市里消弭乡愁，其实很多时候取决我们自己，譬如规划师可以通过做规划，研究者可以有理论研究的方式，政府官员有公权，哪怕是城市清洁工，每个人在城市链条里都是一个环节，美好城市的实现，其实需要各个环节尽职尽责。

她提出，城市发展的新逻辑、新价值和政府的新角色，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其核心是理解和承认人的多重性，并将其带入到城市公共决策过程、城市管理过程和城市技术过程中。“所谓人的公共属性是指，第一，人作为人口而存在，即人口是消耗资源的，是一种负担；第二，人作为一种劳动力而存在，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第三，人本身就是资本，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容器；第四，人是交往和情感的共同体。而这些属性都必须要经过更均衡的设计进入到我们城市所有的过程。““我认为政府的角色也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何艳玲认为，城市向健康城市转型的过程中， 政府也需要转型。第一，政府将作为一个社会的投资者而出现，为不同人群提供匹配、有效、良好的公共服务；第二，政府将作为一个秩序的投资者， 为不同行动主体提供规则，并且约束它来遵守；第三，政府将作为价值投资者，为不同城市居住者促成城市认同。在城市的伙伴关系当中政府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来源：科技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