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依次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险峰，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李继军，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乔建平，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筱津，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武廷海）

杜立群：乡村规划难点，一是如何处理和解决好土地的产权关系问题，尤其在城乡结合部，弄清楚产权边界和关系尤为重要。二是如何在中央推进“四个全面”背景下，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三是如何文化建设上，落实文化自信自强的要求，合理对待传统乡村宗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

乔建平：县域规划首先要明确是干什么的，如何结合县级事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明确发展方向和战略，以及管控和引导内容。二是强化对乡村的认识、把握和布局。中国目前乡村空间形态和社会组织，是基于农耕文明。面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确权和乡村自治建设，要开展基础性的研究，探讨科学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郑筱津：县级单元事权职责与面临的实际问题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有限，产业发展动力路径也有限，难点是如何去发掘县域发展动力。

贺雪峰：有两种不同的农村或者不同的县域，一种是位于城市带范围的，属于城市规划的部分，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城乡互补。另一种是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农村。90%以上的县域发展，还是应以保守为主。在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农村不是要大发展，而是如何提供基础保障。当前背景下，农村整个资源是稀薄的，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他们连基本生产生活的条件都没有办法维系，进不了城，只能依托农村作为基本保障。不能进城的留守人员特别需要依靠农业就业，依靠农房生存。乡村规划应以为这些人提供基础民生保障为首要目标。反对搞规划大跃进，乡村规划不一定要大范围推广。

武廷海：乡村的价值在于平衡城市化的洪流，乡村规划主题是保护。乡村的复杂性在于乡村是开放的、分散的。在乡村里建一个咖啡馆的模式，我觉得要反思。但是传统村落怎么干？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乡村复兴是最根本的标志，乡村这块要体现现代文明的厚度和高度。

李继军：分享几点教训，县级规划需要创新和突破，不要固守僵化的编制办法。在新常态下重新思考规划的作用以及跨部门规划协调机制关系等问题。个人对村庄规划有三个反对。一是反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改变，因为农民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做保障，就会变成工业化过程中的游民；二是反对盲目的迁村并点规划，中国的农村社会、农耕文化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三是反对技术的强介入和精英思路，这往往导致千村一面，会加速农村文明的迅速解体。

杜立群：本轮北京总规修改的重点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城市转型发展，核心是减量，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同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建设的特别重要的事。清华同衡规划院做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提升规划，是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前提的存量规划，通过扎实调研对历史文化脉络进行梳理，疏解与总体定位不协调的功能，提升了三山五园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乃至京津冀文化网络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乔建平：所谓存量规划是90年代末就开始做了，从交通改造到旧工业区改造，再到全面旧改。2004年深圳市就做了全面的城市更新规划，规划包括行政程序规定、城市更新标准，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内容。

深圳市的城市更新是市场主导的。可能是一个村集体，也可能是一群人，联合投资商一起向区政府申报，最后规划局按照政策审批。深圳华强北电子工业的转型历程，就是政府搭建引导平台后，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工业转型的成功案例。因此，城市更新需要注重政府导向，通过规则的制定去引导城市有序的发展，剩下的事就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近年来，深圳城市更新进度放缓，因为旧城更新的成本更高了，难度更大了。

武廷海：规划是政府引导和管控城市化的手段，是实现空间治理的手段。技术的逻辑是空间生产的手段。在空间的生产中，价格增值来源有两个方面：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和政府对空间的规划权。以前我们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土地的扩张，把集体用地变成国有用地来产生效益。但是现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农民不干了，社会上不能支撑你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现在我们说的存量和减量也是发展的一种方式，不是只有增量才是发展。土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靠用地性质的变更、容积率的调整等方式也可以增值。

郑筱津：土地财政我们叫增量规划也好，还是减量规划也好，背后最根本体现的还是价值观导向的变化。原来更多追求量的增长，现在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和宜居环境的建设，给多数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最本质的东西。面对这样的趋势变化，对于我们的挑战在于技术手段和方法论的层面需要有非常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增量规划下粗放的发展，向做精细化规划转变。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基本需求，面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面对不同阶层人群的需求，面对不同的就业需求。

面对增量和旧城更新的问题，我们更多需要体制和机制的设计，让政府层面更好地发挥引导和有效的控制作用，让市场发挥它的活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规划的效能，同时规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继军：没有人能说清楚5年之后、10年之后的事，尤其是产业。规划更应强调底线的约束和弹性因素。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一种可行的规划手法是留白，即为不同的可能前景，确定一个弹性的空间应对方案。

贺雪峰：经济增长才产生了对土地使用的要求，才有了土地的增值收益。快速化城市进程中，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建设。是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是存量空间与设施改造上，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张险峰：我们以前是超常态发展，现在终于回归到城市发展的常态化去理解一个城市什么是发展规律，什么是它的健康，什么是它的宜居，什么是它的功能，什么是它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常态化的城市发展时代，我们更多的应该注重对城市问题的研究，而不光是编制规划。我们应该更多研究这个城市处于什么样的发展周期，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特点，然后再去做我们自己的判断。

杜立群：怎么把产业的创新、传统空间布局和创新的人结合在一起，总规里面很值得关注。空间上集聚起来，给它一个优美的环境，还要有互相交流的空间，这样规划就能创造出一个创新空间来吗？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研究产业尤其是布局，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很难有结论的。创新和创业，我自己觉得更多的是应该交还给市场。

李继军：

1、创新功能与创新空间的塑造要考虑实际情况和创新人群的需求。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同济周围一直在提“校区、园区和社区”的三区联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很好的效果。校区强调科技成果，园区强调产学研，社区强调稳定，彼此的需求就不一样。我们更多的要考虑未来社区的发展需求，打造创新节点，实现就业与社区的结合。

2、城市要创新，规划本身也要有创新。

我们做的文本、图纸、说明等，很多时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并没有用，只是用于报审的必要材料。在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进行规划创新。我们不再做传统规划文本，成果是“1+3”的形式。“1”是围绕30多个重点议题制订了纲领文件，这个纲领文件体现了社会多方的共识；“3”分别是分区管制指引、行动规划大纲和转型规划大纲。将具体的规划目标、指标进行分解，促进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