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在2013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论坛上，来自同济大学的张立以《转型时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环境、机制和调控》为题，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阶段。

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2011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0%，农村人口城镇化趋势持续加快。但是区域城镇化差异明显，1982-2010年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了34.9个百分点，但中部和西部地区仅提升了27.2和22.2百分点。

城镇化转型阶段，首先区域经济呈现新格局：东部经济比重有所停滞，西部快速增长，但中部经济相对疲软。其次区域人口迁移也有新的变化，中部地区人口跨省迁出占全部跨省迁出比例较高，从1990年的22.7%增加到了2005年的42.4%。高比例的人口迁移表明，中部省份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区域城镇化健康推进的重要组成分。

第二，城镇化目前的发展环境。

人口结构转变，198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已经处于峰值区间，潜在的新增适龄劳动人口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中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几千万跨省外出人口将可能逐步回流本省就业和生活。

就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工业将逐步得到重视。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的比重占了52%，但中部六省制造业就业贡献率仅为22%，而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经济发达省份就业贡献率都在40%以上。所以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根源是就业供给和产业结构不适应。

从消费结构的转变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982年的49%下降至2010年的34%。203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正常情况下达到25000美元，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城市的消费将继续增长。

再有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变，中部地区向外迁出的人口量非常大，80后90后将持续外出，农村空心化严重，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转变，198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并没有带来中部地区小城镇的全面发展，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千强镇中部地区仅有70个镇入围，2011年全国百强县仅入围14个县，所以目前的结构并不利于中部地区的发展。

第三，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历史上中部地区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贸易，建国初期主要是国家投资下的结构重组，在2000年之后则是多元动力发展的阶段，国家有一些政策和产业转移，但相对不是很强。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部地区自上而下发展机制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未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就是制度创新、内生动力。外生动力是国家政策、国家投资、外来资本、产业转移的政策，而内生动力，就是自身制度创新、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中部地区对中国城镇化的意义非常大，因为40%的跨省迁移人口都来自中部地区，所以除了东部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健康生活、健康就业。

第四，初步解读政策调控的方向。

产业结构的转变是基础，没有产业就没有发展，就没有GDP的健康。中部地区的产业调整、政策调整，不一定是大型的重工业的进入，制造业的重点推动非常重要。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带动更多就业，让本地人口不必再外出打工，能够有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生活状况，再由政策引导外出人口回归。农民工2.3亿人，其中有近1/2来自中部六省，但这种城镇化是一种不稳定的城镇化，如果能够在本地就业的话，社会矛盾就会减少。同时优化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引导部分新增城镇人口向县城和小城镇积聚。另外，差异化引导小城镇发展，以小城镇为节点实现城乡统筹，新农村的建设如果没有资金的扶持，单纯靠地方政府是不能成功的。最后，推进城市圈建设，培育省域第二增长引擎，中部各省，几乎全是“省会城市极化发展”的格局，经济发达城市外围的“灯下黑”现象十分明显，任何一个发达省份都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发达城市，江苏有南京、苏州、无锡，浙江有杭州、宁波、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