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讲座教授吴缚龙以“协同角色的缺失：从资源配置走向城市营销”为题做报告。

吴缚龙教授从中国城市规划的源起和传统开始讲起，当今城市规划师作为一种职业起源于现代国家形成。中国的城市规划有着强烈的建筑和工程的传统。规划师所起的作用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同时规划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也随着社会的剧变而变迁，规划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中国规划体系实际有三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法定城市规划体系，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发改委的“五年计划“和发展纲要。他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规划的起源给予解释：为了解决个体之间的外部不经济性的交易成本太高，交给第三方规划；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生存危机，需要规划予以协调。

“三权分治”下的中国城市规划，到“城”为止，即在国家体制内，不包括广袤的长期处在小农经济下的乡村。中国的规划体系存在“规划失控”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发展型规划”，而不是控制性规划，在计划体制下的“资源配置”功能，缺少“利益协调“的功能。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规划的蓝图角色得到进一步发挥。转型期城市规划作用的转变，从体制分配资源、 单位内部利益，到分配市场资源、公众利益。

在“企业性城市”的冲击下，“发展控制”分隔瓦解，规划都来自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成规城市规划的主体，管理者和投资者。规划的“地方化（territorialization）”非常明显。失控的规划促使发改委系统形成主体功能区规划，似乎可加强控制的功能。中国的“规划得益”难以成为福利供给，往往以土地出让金的金钱形式存在，成为增长机器。“社区”看不到“规划得益”，对规划兴趣索然。

另一方面，规划不给发展设置障碍，也没有成为“增长的敌人”。吴缚龙提到，城市企业化下的城市规划，增长控制薄弱，土地财政机制下，各级政府都需要分配增长空间，规划是增长型政府投资的活动，“怎么会自己出钱，绑自己的手脚”。规划实际上没有起到控制用地增长，协同发展的作用。

规划在市场化压力下也出现变革，向空间规划方向发展。从关注土地的利用到城市的综合发展，规划边界虚化，力图体现战略意图而不是法定边界。其实这一现象并不仅出现在中国，英国也是市场变革压力下兴起所谓空间规划，称之为fuzzy boundaries。或抛开法定体系，提供不同图景，例如战略规划成为总规的前期铺垫，或邀请多家单位超越本地规划。总之，规划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从资源配置到城市营销（place promotion），吸引投资、服务于产业落地。规划从纯技术活动成为“规划事件”，规划的组织也变得非常复杂。

吴缚龙教授热为，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也出现规划变革，这反映了中央和地方的复杂的博弈关系：一种是中央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选定重点和试点的地区，由地方来执行；另一种是地方自己制造帽子，经过中央认可，体现了中央的权威性。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帽子的速度显著加快，因为中国干预经济的能力加强，必要性加强，扩大资金投放，实行扩大性金融，必然要由中央政府完成，源起在发改委系统，形成空间治理能力。

空间协调性规划出现在管治尺度上升过程中，再度出现向归家和区域的上升趋势，规划从企业性的工具刀肩负协调职能。例如全国城镇体系协调规划，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等等，试图重新确立区域发展空间和结构，建立不同级次的管制。但是城镇体系规划和跨区域规划都缺乏协调，例如缺乏明确的行政主体，对资源分配缺乏统筹配置能力，与政策的联系尚未真正建立。

最后，吴缚龙提到新城和生态城规划的中国实践，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市场转型下规划的特点。新城建设和土地开发相结合，成为通过国土地运作促进产业发展的一环。新城开发体现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模式，规划上体现了地方营销打造亮点、吸引投资的特点。中国城市发展擅长打造新城和城市外围的边际城市，形成复杂空间关系。新城规划常常当做龙头规划，新城规划充分体现了市场转型下的规划特点，规划一定要按照合同执行，不再是政府制定任务。招标、项目签订、项目评审，都体现市场产品的特点，规划是一种市场产品，一种政府采购产品，从而新城规划充分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特点。

吴缚龙教授运用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对中国规划的坎坷历程、恩恩怨怨，提供一个理论解释的框架。（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影响深远，但未导致国家的退出，政府的管控持续影响经济的发展。（2）城市规划在市场化改革中完成了自身的市场转型，规划的工具理性使得其顺利过渡到以招标和合同为特点的规划产品的制作，其中涉及各种利益相挂着，起到行政指令不能达到的效果。（3）城市规划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其特有的位置：由地方政府所投资的城市市场化的政府工具。（4）规划是政府管控的延伸，这在旧城改造中表现明显，规划代表正规的力量，规划是强调正规化的过程。

如何寻找规划的“协同的角色”，吴缚龙引用了一些规划界名人的微博语录，例如杨宝军“应当通过强化规划的管理角色、强调公共利益”，赵燕菁“强调规划的服务功能，为客户服务”，仇保兴“强调规划的环境功能，为国家低碳战略服务”等等。但是吴教授也提出，如何定义公共利益，客户自身能否协调，生态低碳的倡议为地方捕获，存在“山寨版”低碳生态城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最后，吴缚龙提出，“后政治”规划（post-political planning），规划的制作工程日益产品化，理念去政治化，致力于中性的愿景如可持续发展等。在GDP增长主义带来的矛盾和危机日益加剧的同时，中国城市规划或许需要重塑协同的角色，需要规划超越经济技术理性，引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业，承担协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