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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 稚
其实去年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谈过营造的问题,今天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营造这个词由来已久,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有几个角度:
一谈营造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亚投行的初衷
中国组建了一个亚投行,各种朋友圈几乎无限放大,今天早上我看新闻,已经变成41个了。毫无疑问,亚投行是为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来做的。但是为什么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了世行、亚行,我们组建了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反映的有意思的现象在哪儿呢?就是互联互通的战略价值。我不去描述“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产物,并不是说自上而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战略形成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形成的一个东西。
但是从一个战略价值来讲,我更看好的是所谓的互联互通。很多人认为我们干“一带一路”是用我们过去中国的所谓朝贡体制取代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贸易体系或国际秩序体系,我觉得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带一路”的背景是自由贸易下的互联互通,能产生什么,这个才是这样一种国际化的国家战略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这个东西本身意味着资本、资源、环境成本、知识、制造力在全球网络下的重组。
(二)全球化、区域化、内网化的全球化城市网络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延伸的话,我们现在面对的行业时代,其实是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时代,是一个国家网络化的时代,以及内网优化的时代。大家过去谈这个行业,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节点上做文章的。你看前20年,这个行业读的最时髦的著作都是城市竞争力什么的。但是显然,这个时代过去了。正是在这种节点性竞争当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城市的恶性扩张、恶性膨胀、资源的恶性消耗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那么到这种互联互通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显然你的思维不是在节点。如果把这种国际化的战略变成有内化的国家战略,这个思路延伸下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我们的国土上通过网络化的重组实现水体、陆地、城乡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点,可能城市规划行业的同仁们老觉得不服气,觉得我们干了那么多年的国家城镇体系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没少操心,为什么发改委做了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很多努力就悄无声息的?其实,你会看到它的脚步是不一样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从起步到现在之所以有影响力度,它是超越城市的,它是把国家的生产安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等各种跨界综合性的原因来重组水体、陆地和城乡,这点其实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网络化的变化。并且重组相关的生产要素,重组跟我们相关的一些跨界的资源,下一步对于城市而言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节点。当它不在高速扩张以后,回归到一个常态发展以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节点的内网优化以及精细化的调配和管理。
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实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不是说今天才有人有这个设想,大家很清楚,吴先生提的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这个理论在前身,国际上有一个人类聚居学放在那儿,当年谈人类聚居学的时候,你看四大专著,其实有一篇花很大篇幅讲了当时全球化城市网络的设想。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时代为什么他这个设想只能停留在设想?那个时代没有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和沟通能力。而且那个时代我们人类把控自己未来的基础科学的能力也没有到今天发展的这一步。
大家可能总会辩论,说市场的失灵是计划的失灵,其实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到自然科学中看,计划经济是干什么的?计划经济试图实现前置控制,试图在事件发生以前,通过前置控制来使得资源最大的节约化。这个是跟最原始的、最老的系统工程理论绑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是一个反馈因素,通过市场反馈出来的信息来反回去做市场的调整,可能这个信息是准的,但是付出的资源代价比较多。但是这种前馈还是后馈,从发展来看,你要保证你的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及时可靠的,有了这个,你才能够去做具体的调控方面的东西。显然最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在这个方面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大家可能会看到信息技术革命初期的网络化的东西,这基本上是在虚拟平台上玩儿。最早这批玩儿法,包括在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现纳斯达克股,跟那个年代对信息技术的理解是有关的,就是大家一起玩儿门户网站等等,就是空对空建立一个虚拟社会。大家看到,现在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从有虚拟的社会信息流的反馈与调控发展到了真实社会的人流、物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反馈与调控。事情走到了这个地步,就开始初步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技术平台,使得我们搭建一个全球方案城市网络。在国内搭建国土级的城市网络,以及实现我们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内网优化变得越发的可能。
那么与之相关的就是城乡格局在网格化的时代必然会发生变化。
(三)城乡的时空格局、关系格局和生活格局
我最近看了一些我们规划系统的规划师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他的很多解读还是停留在过去等级空间制下,主轴线、次轴线,一级城市、二级城市等等。这个回过头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网络化的城乡时间格局、关系格局和生活格局下,我们究竟还会不会调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当年之所以很长时间统治这个学科,那是在一个全球拼贸易时代的。当这种贸易已经全球化,物质流通信息化,信息交流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未来来看,信息化技术的革命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的强化,对时空格局、关系格局和生活格局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急于解读和下结论,因为实际上,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思维模式的变化,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这个未来究竟是自上而下打造还是自下而上涌现?当互联互通都实现以后,我们追求未来的途径是可以预设还是可以引导的?还是我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最终我们走出来的道路会来自于一个大众化的创造力。其实这个都是需要规划师考虑的问题。
你要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话,其实我一定能看出来,规划师不仅仅要学习技能,要学习技能性的知识,学习社会人文等等,还需要关注一个底层的技术哲学的变化。
刚才李强老师讲了很多社会学,讲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软科学技术进步底层是跟自然科学进步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种捆绑,你很难理解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
那么回到系统工程、基础理论的学习,从老乡论开始我们试图来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摆布这个事情,到新三谈这个方面,我们做一种混合型的调整,开始讲匹配、讲协调,那么到比较晚自然科学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种权威式的,自上而下的东西,永远是无数漏洞,永远是千疮百孔,所以才会出现新一代对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的思考,才会出现像失控这样一本科学技术的著作,才会出现所谓新的互联网思维。而这种思维建立的模式,对未来人类发展的这种路径的寻求模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实现知识维度、逻辑维度跟时间维度的一个混合交织的复杂网络。而在这样一种网络的搭建当中,可能在某一个完全你意想不到的点上出现全新的事物、全新的形态和全新增长的可能。所以究竟是依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思维,试图自上而下规划我们生活当中事无巨细的环节,还是缩小我们的权力范围?缩小我们的干预领域?把一个所谓的全社会的设计者变成一个有限平台的搭建者,应该是每个设计师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看法是重新回到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回到一个基准的信息技术平台,一个传统的强化的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而把未来的城乡发展真正还给具体的使用者、具体的创造者。这样,我们的城市恐怕会有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辉煌的大规划。这是一个要谈营造的问题。
二谈营造
(一) “五化”的行业诠释
中央提出一个立足国情“五化”概论,开始是“四化”,现在加了一个绿色化。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你的关注并不是均等的,也不是均衡的。我这里说这个,新型农业化也好,其实是解决我们前三四十年发展当中瓶颈问题的突破。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出过问题,或者遗留了大量问题,不得不突破。如果我们没有遗留这些问题,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不会这么糟糕。昨天我看报道,中国人近十年,肿瘤发病率急剧上升。我想除了跟环境有关,大概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关系最大。
如果不是有了问题,我们的工业、制造业起步不会这么艰难,我们什么时候到底?2013年能不能到底,2014年能不能到底,2015年怎么还没看到底,其实跟我们工业化转型困难有关系。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历史遗存再上一个台阶的问题了。
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什么?除了从外延转成内扩张之外,很根本的一点,就是基本载体的升级和优化。中国这些年我们取得辉煌的成就,很多人看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以后,特别是我们发达地区以后,从哪儿看我们跟西方没什么区别了,拍出照片你也不知道是纽约还是什么地方。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城市其实如果跟发达国家比,我们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我曾经反复讲过,我们最大的两个差距,一个是工程性的支撑能力很差,传统工程性基础设施这块很差。还有公共服务型的支撑很差。如果这两点不能实现升级和优化,不要说普及,不要说拉近一二线城市差距,即使我们顶级的大都市地区,如果不把这个升级、优化问题解决掉,我们难以支撑下一轮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发展。
同样,策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网络重建当中,虚拟社会和真实社会的技术支撑。
任何一个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做,你面对的是中国的下一代,他在用什么技术,完成什么样的沟通?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讲大数据、城市规划工具的更新换代,跟这个都有关。
最后一点,就是绿色化。这个提出了在中国未来建设当中对路径以及对标准的按什么样去选择的大格局。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生长的效果所有的规划界同仁都知道,老百姓可能也知道,老百姓看过《悲惨世界》什么样,我们看过《城市发展史》什么样,那就是野蛮生长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有一些人文关怀的回归,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回归,捆绑了很多以人为本的,其他类型的运动,比如全球化的环保运动等。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营造特征
那么进入到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人文价值指导下的创新时代。我们看美国大片,早年都是形容技术狂人走到什么程度,会引发全球性的灾难。其实那个年代,这种担心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你会看到到现在,它的这些做法,包括这次工业革命围绕的这种以人的舒适、健康、美好未来为核心的这种东西,它的一个价值导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野蛮生长时代更多是用技术强有力的占领和消耗各种资源、能源,那么现在肯定不是那么一个年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城市规划在一个生态文明时代,一定会有它比较显著的营造特征。如果说前三个十年在政府政绩工程的追求,GDP增长的追求上,以及对各种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标追求上,规划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下一步规划师应该往哪个价值方向走?这种营造特征概括起来恐怕有这么几点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是针对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营造。我知道一些研究生研究中国住房问题,很多人跟我这儿纠结说供给、保障等等来算这个账。我说这个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算不明白,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前多少年的运转当中根本不是来自于真实需求的,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房地产住宅变成了一种货币。老百姓在拿这个玩意儿存钱,他觉得买房子存着总比把这个钱存在银行合算,已经脱离了本体的实用价值,变成纯货币杠杆。所以怎么用市场供给来化解。这轮调控房地产金融工具化这块不能被剔除的话,住房供给市场永远是一个扭曲。所以,如何回到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营造是我们下一步面对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高科技条件下的营造。这种科技其实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交通问题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重构问题解决等等,这些要以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就是城市规划所利用的技术平台早已经到应该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市场了。如何使得你的策划过程、规划过程、设计过程、建造,以及到最后的社会管理过程能够实现技术平台的衔接和一体化,这是所有规划师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三,毫无疑问,绿色化的背景下生态友好型的营造。包括我们这几年大量做的,城市问题,创新园问题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的。
最后一个是综合标准下的营造。综合到什么程度?其实李强老师刚才也探讨了,就是我们有很庞大的建筑野心,但是当你回到真实的营造过程当中的时候,这里面影响真实建造的可能是几个有限的领域和未来可能最核心的技术。不是一个完全的子虚乌有的、泛化的事情。
说到底,其实是回归本源的问题。就是人类之所以建造城乡,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造城乡,一直是有人类那天起,搞建造的人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人跟自然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的生存跟全球的生态是什么关系,这个真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老祖宗已经回答了几千年。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手上有的技术支撑是不一样的,我们回答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持有的价值观念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中国的规划师,其实我们仍然会面对一个永远的国情不断深入认知。打我们的老祖宗干这行起,观天、识地、访人文,这是我们三个基本素质。这三个基本素质我认为到今天同样没有改变。脱开三个基本素质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从业者,甚至你做不到合格的从业者。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谈营造
(一)中国的榜样?
从我们行业角度想一些问题的话。首先一个,很多人讲,中国没有榜样,说我们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没有榜样,其实这是一句谎言,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我们是有榜样的。我们的榜样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三四十年的历史,有两个东西影响最大,一个就是所谓的东南亚华人圈的模式,这个东西我不展开讲,已经有好几本大篇幅的专著出来。这个模式最核心的是裙带经济和权贵经济,中国是很好的传承并且把这个东西发扬到极致的。中国人有经济危机,其实是对这样一种裙带经济和权贵经济的交流,很多的崩溃和操作模式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二)重回基本需求
第一,学习人文,关注社会。以地生财,以房储蓄,我们选了国情最不能承受的道路。美国人为什么能玩儿这个?你可以看美国的人地关系,那么大一个国土面积,两三亿的人口,他甚至可以做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域衰退了,衰退了我们当废区扔那儿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再干一块地。我们能玩儿这个吗?我们玩儿不了。但是,我们在很多年前,恰恰是逐渐在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很糟糕的一点。全球货币体制从银本位到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美元本位其实已经跟真正通货没关系了,美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一个综合实力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人际矛盾最尖锐的国家,货币资源最匮乏的国家,我们居然要奔着以资源无节度消费的模式去走,这真是很不对的事。
所以,我很少提新常态,我认为我们前三四十年的发展是非正常状态,这种发展是由产能带来的。我把现在这种局面称之为重回常态,重回最基本的国民需求。对于这点,我们的从业人员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种重回常态也带来了一系列学科发展、课题探索的重回永恒过程,这个行业有很多永恒课题没有标准答案,如何对待不可再生资源问题?如何对待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如何对待代际传承问题。规划师、建筑师、大行业的建造者在历史上如果曾经赢得过国民的尊重和时代的尊重的话,因为他的关注点和他的话语权是围绕这些课题展开的,并且对这些人类永恒问题做出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剥离、退回来,我们一天关注的是制图的细节,关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个新增社区的增长,如何做一个赚钱的项目,那么这个行业走向萎缩,或者是走向自我认同的卑微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丧失了人文关怀能力,丧失了参与讨论人类未来的一些永恒话题的基础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在座的很多是年轻一代规划师,从清华同衡这个企业创业那天起,就希望这个企业是具备永远学习能力的企业。每年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办一个学术周,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学习主题展开的,我在这里还要再重申一下,一个是学习人文、关注社会。我记得当年我们跟社会学系联合招生的时间,确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光。刚才李强老师讲的这个清河的问题,其实这已经反映到我们现在这种跨界合作不是那么紧密了,而是有点松驰。
大家可能不知道,清华同衡规划院是整个大商地区的责任规划单位,他们同样在做跟您非常类似的项目,如果我今天看了这个PPT以后,我觉得两家能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研究成果和对实践的影响,将是一个双倍或者更加放大。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两个目的,一个是价值观,就是你干这行是为什么?第二,是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力和解析力。在这点上,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训练更多来自于社会科学的量化和非量化这个能力的积累。
第二,就是学习科技,关注细节。大家知道,我们开始一个很庞大的中英合作计划,开始做这种中英合作在推进中国绿色建筑、绿色社区、生态城市方方面面的科研的发展,但是你会在合作当中发现我们年轻建筑师在专业技能方面,跟团队技术整合能力的训练方面,跟目前的国际一流团队还是有差别的。人家一个项目负责人可以接受我们六到八个项目经理围攻,应对自如,我们的同志要不断打电话回来,不断有完全听不懂的问题。还好,还有请教的意识,知道去问谁。但是这反应出来一个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年龄段的差异,对方已经40多了,我们这帮孩子30多一点。但是很显然,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对你本行业的专项技能的训练和行业团队的训练其实还没到位。
第三,学习艺术,培养品位。习大大讲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以后,我历来认为奇奇怪怪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更不可能通过技术问题的管控解决。从另外一个角度会判断,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里面除了一些作品,一些所谓打着高大上名义过度浪费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艺术角度来讲俗不可耐的东西。这些东西基本是我们本土的创作搭建的作品。这些东西反映了什么?就是修养的训练和眼界的训练,这是很糟糕的。这个问题其实通过学习,通过品位的培养,通过我们自身的生长可以解决。
第四,学习管理,关注执行。其实中国虽然目前政府的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占有的资源最强大,但是你也会相信这种局面会改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离梦想还远着呢,但是至少你能够看到每年出台一些松绑的东西。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会经历一个从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规划师是最高兴的时候,我只要说服一个书记,说服一个大员,我的规划思想就能实现了。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为什么城市规划师老带有点社会主义色彩、集权色彩,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它把这个规划的建造当作个人作品来看,其实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如果从哲学角度层面去分析,你不要骂这些官员,你这个拍的脑袋可能还不如政治家呢,他拍脑袋的决策背景比你们还多一点,你拍脑袋拍错比他后果严重。如果从这个角度,从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到市场作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力,到最近重新提出来了公私合营,从传统上的TOP到现在的所谓PPP各种各样的投资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一个权威,甚至不是一个裁判,你是一个平台的搭建者,利益的协调人。很多年前,大概是15年前左右,我开始在清华开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时候,当时讲到规划师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就反复谈一个观点,那个时候叫规划师是一个三方,或者是多方沟通的基础桥梁。他连接了政府、市场,那么对于新时代来讲,桥梁这个词过词了,咱们换一个词叫平台。在一个从自上而下的管理为主体转向一个混合型的治理社会过程当中,平台的意义以及互联互通的意义恐怕是决定式的。规划师要具备的最强有力的机能可能是在这个方面生长,而不是沿着传统的,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一脑子全是规划,政府的宏观调控、工具、政府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工具等等,大概不是这些东西。这个才是规划从底层来讲可能发生的非常大的变化。
(三)重回营造
那么从这些变革的角度来讲,在未来的营造过程当中,营造目标的价值导向,营造方式的技术方法,营造艺术的品位追求,到营造管理的利益格局调控,都是我们要面对和不断在实践当中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有扬弃的问题,填补的问题,还有创新的问题,可以讲,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课题,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的行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中央立了一个题,他恨不得一个月给你拿出答案来,这答案能靠谱吗?我先问各位。打我们改革开放起,曲曲折折走了40年,有成功的东西,也有失败的东西,我们走过的道路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过程,我觉得作为新一代的学者也好,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者也好,你一定要坚信一点,不要急着从书本上、概念上找答案,答案一定是通过时间来的。广泛的参与实践是寻求答案的唯一方式,这个答案恐怕我们要走20年、30年,最终会形成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的中国模式或者世界道路。
我就进这么多,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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