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

非常感谢清华同衡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是能够跟李强、尹稚老师一起来讨论话题。我这个题目和他们两个讲的问题有呼应。我说回归常态的理性，同时是一个职业、行业和学科的多重视角。

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经历谈一点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看法。

有很多词我们都特别熟悉，比如我们今天讲到行业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学科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深究，我一直搞不清楚很多的解释，我就跟一些同事讨论，试图想画一些圈，我们在座可能都是规划师，经过几年实践拿了一个本，这是我们一个行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分门别类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从事规划管理的，我们一条线，从住建部，到下面的建设局等等。还有我们的规划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系列，要有院校，评估院校，到地方院校，全国有二三百个学校都办了这个专业。我们的规划是这么大一个圈，这是叫整个规划建这个行业的概念。但是后来情况有一些变化，首先就是我们规划教育属不属于我们规划建设的一部分？一个看法就是规划教育本身来讲，你要属于规划界，我教育部不干。刚才开会之前还在说，清华北大能不能不归教育部管？但是教育部不干。我们这个学科还是教育部说了算，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这是一个质疑，规划教育属不属于规划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规划行业？其实不是，政府是规划行业主管，我们社会主管部门管我自己，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真正讲到规划行业概念，我觉得这个是与我们编制单位核心的，我们规划院到省院、市院、高校规划院，还有企业单位，多元机制的实体，这是规划行业基本的概念。反过来讲，重要的是学科。这是我们真正对于我们不同的领域的工作会起到一个基础性、支撑性，甚至一个指导性的作用的这么一个行业。如果我们讲规划的职业是讲我们的规划师，我们的职业规划师，我们的行业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规划编制领域，我们的学科是一个更广泛的桥梁，这是机制性的结构。

　一、规划职业：理想主义者

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细展开讲，我们规划局多么高尚、伟大，多么雄才大略，家国情怀，一切美好的词都可以讲，确实我们是这么做。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尹稚老师讲到，我们的环境在转变，我们市场和环境在逐步完善，我们的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所以在今天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职业，看待我们这个规划师的这么一项工作，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思考。但是从经典理论来讲，也有很多理论，包括李强老师讲的社会学的理论，我们也见过，地理学的理论、生态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但是现实是什么情况？现实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被异化的需求的现实，我们总觉得我们规划是有很高尚的理想，我们规划是为了城市的整体的、长远、公共利益，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个利益分解一下，乃至规划设计主体分解一下，四大类主体：政府、企业、民众、专家，他们对于规划的理解，我们希望是能够实现良好的城乡互动，城乡关系，我们的企业、部门很有社会责任。我们的民众也能够考虑到你别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们家的小院，你们未来怎么样，你想到城市的长远，想到集体。我们专家更是公共意义。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不是这样，我们把需求放在基础需求、基本需求、中级需求，前面讲的是中级需求，但是我们面临的是基础需求起步。我们政府在过去很多年，地方政府首先考虑规划需要不需要，需要，因为我们要卖地。为什么要卖地，因为财政要平衡。为什么财政平衡需要卖地，因为整个财政体制、税收体制迫使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企业也是这样，这个买是不买，钱赚还是不赚，赚了钱再做社会道义。民众也是这样，区位区位，首先想的是房产能不能升值。作为行业能源，同样面临生存问题，我要供房、买车，子女上学。所以想到这个项目干还是不干，尹老师说不能想项目赚钱还是怎么样，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首先考虑的可能还就是这一点，这是从需求理论出发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考虑。然后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我们考虑的是所谓的基本需求，这是作为有责任的，或者对一定未来有预期、愿景的才考虑到，比如说，城市政府会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企业会考虑它的品牌、战略，我们不能赚一笔钱，一锤子买卖，我需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了；民众来讲，我要实现我的中国梦，我希望小区要构建海淀的文明区；专家来讲，这是我们为基础教育需求、秩序、美观等等，我们认为是科学或者艺术的追求。

所以我认为，规划的需求本身来讲，也符合这种城市或者阶梯的理论，对不同利益主体来说，利益是分层次的。我们不能拿终极或者完善的需求要求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在现实当中出现了所谓规划的失灵，因为我们是拿一个道德导向终极需求来要求我们的所有人，参与方。但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大门打开以后，市场主导的基础需求往往是起了一个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我们的规划，在很多时候被滥用了，滥用了规划编制权，这一片土地，不知道来回规划多少轮了。我们职业生涯背了很多黑锅，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说我们本身的需求有层次，同时决策也有层次。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更多可能是从技术层面，我们这个技术市场，更多是从技术决策的角度在考虑我们的规划。但是一旦我们这些所有的方案上升到我们的甲方以后，不仅仅考虑是技术层面，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层面，能否可行。等到了书记、市长的层面是一个政治层面。如果说是正确的项目，我会创造条件让人做。如果说因为决策者承担更多的政治奉献，尽管经济上吹的天花乱坠，这个也可能实现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种需求的层次和决策的层次有一个理解，才能够为我们职业找到一个出路。反过来说，看我们自己的职业，规划师是不是自身所想象的，我们是终极需求公共利益呢，我觉得也值得质疑。从我们规划师自身来讲，相对本质说话语言还是人的自利性的问题，因为首先是自利的才有可能是公利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尤其是我们的整个市场不太景气的条件下，更可能面临压力的情况。作为这个职业来讲，我认为存在一个双重人格，这个话可能说得难听一点，但是这种人格我认为，一方面有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精神，但是所谓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把他们的价值取向依附于某一个权势力量，或者是资本集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在30年做的事情，这个当中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影子。同时作为一个部门来讲，我认为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我们的部门很多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首先出现考虑的是维护这个行业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搭建一个平台，做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角色。

无论从部门还是职业来讲，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同时我们这个职业所谓叫做政治无意识的现象。从教育背景出发，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缺少政治的理解。所以讲到工作重要的时候，我们讲战略性、全局性，一旦出手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战术性，或者局部的技术的问题。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真正要思考就是政府作为一个规划职能的机构，我们这个行业自身职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

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我认为规划师必须要考虑从我们行业内部的规划走向社会的问题。所以李强老师讲的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我在多个场合讲过这种观点，只有规划师掌握这些知识，我们的规划才能够为决策者、为社会所理解，才是我们规划真正的春天。因为规划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不是一个纯粹的专业或者部门的工作。

二、规划行业：嬗变中的服务业

同时我讲讲我们行业的观察。我们就是说主管部门加相应的产业，这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我们行业有很多特点，但是环境变了，怎么变？这些年的改革大家发现，我们非常强调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说得简单一点，政府做最少的事情，让社会、企业，让行业、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职能，就是前面两位专家讲到，我们政府不能再那么强大，要靠社会建设大家来做。同时专门讲到社会治理的概念，这个是在创新体制方面突破性的进展，这个进展在未来十年会对中国社会建设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行业发展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问题在哪儿？问题我们觉得是谁在做规划，比如外界对我们的批评，封闭管理等等，其实不是，政策只是一个表象，症结是我们是谁的规划，是我们规划师的规划还是全世界的规划，政府的规划还是所有民众的规划，这是问题的症结。而且根源在哪儿？根源在我们今天体制变化。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我们经历了将近40年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缺少一些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在很多的规划工作当中，依然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没有完全适应市场体制变革以后带来的新情况，这是根本的根源。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就能看得出来，我简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我认为城市规划在我们讲到第一个春天，那个时候规划就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我自己就是一切说了算的人，我只要想说就能做到。那么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慢慢的出现很多职能分化。特别等到新世纪以后，规划已经淡出制度的环境、组成，逐步成为制度的工具，这种定位的变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或者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种变化。今天回过头来我认为，必须要重新对规划定位问题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也就是刚才几位专家讲到，我们要考虑到从龙头向平台的转型，重要的并不在于我说了算，重要的是我们规划是搭建一个平台，实现协调的机制，从规划部门的协调，走向全方位的协调，地位的提升和能力的挑战都是两方面的。同时从规划设计内容走向全过程、全程序的过程，从被动性的协调走向更加主动、制度化的协调和机制。

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规划，说实话，会是更被动的，人家想做什么，我说行还是不行。我们做了那么好的蓝图怎么实现？我们并没有去研究怎么实现全方位的、全社会的、全过程的，以及是这种制度化的、主动的协调机制，可能是我们今天研究规划定位的时候要思考的几个方面。

再有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跟行业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部门的事权的问题。外界对我们有很多批评，但是我们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怎么从我们的部门的权威性要走向规划的协调性。这个当中三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是央地关系，在整个体制规划推进当中，我们的立法体制在变，更多城市享有立法权，全国600多个城市将近300个城市有立法权，我们的所有规划依然是采取一个以中央为主。再比如中央早就在决议当中提到了，行政区域内的事务应该由各个行政区自己决定，只有一些大区域的事才交由中央决定。但是我们的总体思路依然是在央地关系里面纠结。

再比如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合作型的、参与型的，包括刚才讲的清河重建等等这样一些思路，确实在我们实践当中推动。我们的责任规划师制度、社区规划师制度，是不是应该作为我们行业积极推动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朝这个方向做。

同时，我们部门之间的关系，每个部门都很强，每个部门为了维护自己所管辖的行业都不遗余力去争取。我觉得，今天来说一方面对于主管部门有这么一个责任，要维护行业利益，但是更多的讲，部门之间如何做好协调，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这里面我们要关注社会学理论的东西，往往是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够。一个我们不太强调对于所有人的关注，往往是对决策层、资本阶层关注得更多。对于所有人的关注，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及对这些权利和职能重视那么高。同时我们的整个规划的过程来讲，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弱势人群的关注口头很多，但是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我们转型很有必要，尤其是我认为在我们行业的转型当中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冷了一些，我们反而有思想思考这个问题。这最主要是如何适应市场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这种变化下面，我们的规划行业应该怎么走，朝什么方向去。所以独立的规划行业不仅仅需要智商还需要情商，规划行业作为一种技术咨询的服务行业，当它跟政府的职能之间出现了相对的分离以后，怎么去发展，我觉得需要对宏观形势的判断，这个是我们不足的，对于沟通技巧的熟练程度也是不足的，对于共赢局面的追求，我们往往还追求一大，以及我们本身学习和融合的过程都是需要思考的。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转型很有必要。

　三、规划学科：“一级”意味什么？

花了很长时间把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从建筑学院独立出来，大学的老师很开心，我们一级学科面临的资源多了，教授岗位、经费、项目都多了，行业里反应似乎不大，有一些反应，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在想，一级学科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觉得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我们为了这个学科花了十年时间，跟教育部同志反复交流，终于搞定了，但是反过来我们在行业内部来讲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从学科本身的发展来讲，最核心的可能还是他核心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对应的价值观的教育领域应该是重点关注的领域。我说分三个阶段，八十年代传统的工学、建筑学、规划设计的知识，设计技能是我们的核心，发展经济，是自上而下的基本的理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有其他学科大量的进入，比如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还有其他的技术科学等等，都进来了。最大的突破我觉得从技能的角度来讲是分析，城市研究技能的突破。过去从设计角度，发现很多事情说不清，区域、社会、经济问题说不清，现在说清了，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发展经济是绝对的优势，虽然我们已经考虑到其他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等等。到了新世纪以后，我们出现更大的问题，尤其是管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规划学科很大的变化，政治学，我们的管理学进来，包括几所著名的大学，在这方面设立了相应的规划，管理的专业，这对我们整个学科来讲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其中不仅仅是分析他们有独到的方面，他们的统筹、沟通能力是对我们技能极大补充，从价值观的角度更强调多元化，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经济环境多方的协调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学科来说很大的进展。

但是现实当中，我认为可能又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现实状况，我们把规划分成几个范围，一个是我们的责任范围，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要追责。另外我们有所为研究的范围，为了做这个事研究更大的范围，不管是空间区域，还是行业、经济等等。同时我们还有更大的影响范围，这个是我们讲到规划，好像很广，有点像社会学，经常搞不清焦点在哪儿，很多单位想说，我们的核心在哪儿，流行的说法叫外延和内核都不清晰。投射到我们的学科就出问题了，这些不同背景的学科怎么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或者说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包括我们传统的工学、理学、管理科学，怎么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尤其是我觉得对我们在校的学生可以阐述。过去只要学建筑学，现在工艺考评、生态学、地理学、法规等等都要学，规划专业的学生可能是很多学校里面最辛苦的，还要有大量的时间进行社会实践。看看我们的指示体系，我们又专门制定了行业标准、教育规范，我们有五个核心专业知识领域，梳理又梳理，压缩再压缩，还有十门八门的配课程，太累了。这个学科究竟怎么回事，可能需要向社会学发展历史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试图把它更聚焦的过程。所以从学科的角度，我们有很多年的思考，最核心的思考，哪些东西是规划的问题，哪些是别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核心，因为你课题决定你研究的理论所有的东西从哪儿来的，我们过去讲规划，像土地资源、空间资源怎么合理使用、优化使用，现在管理学社会学说，你不关注别人，你们的空间没有利益关系。刚才尹稚老师说，人群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决定你的空间，确实是对的。但是我们研究这个社会学老师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还是要相互之间合作。

然后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过去讲是未来，是未来预测，是愿景，但是后来更多的是综合协调，现在很多作家越来越强调我们是在一定的制度、资源和各种环境下有限的优化。究竟我们的基本的方法论在哪儿？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本身社会的规划，取决于我们规划的社会功能在哪里。从过去简单的资源配置发展到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愿景，美好的未来，中国梦，还是我们要包含价值传递的责任在内，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四、土地-经济-社会的传导作用

仅仅讲到我们土地和空间，很多研究表明出来，土地和空间之间是有一个双向的关系的，一定的土地使用模式对社会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去研究那些关系也不行，只研究那些关系也不行，但是起码有一条，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土地或者空间，必须要拓展到空间背后的影响。

我们过去30年当中，土地这个东西本身已经变了，从最早就是资源，这块地就是做这个资源。后来不仅仅是资源、资产、资本，已经变性。如果只是一个资源，相对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但是一旦变成了资产和资本，那往往就是各种关系决定你最后是怎么用。这样一种关系的研究，确实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

所以我在这儿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今天我们进入一种消费社会，我们往往还只是对资源、空间进行一个静态的或者说基于一个资源层面的理解，这样显然不够。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为什么要去星巴克，大家为什么去798，或者去新天地，因为有它的服务和环境，我们去餐馆有的时候去吃环境，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氛围带来的我们内心的一种响应。在这种情况来讲，空间消费服务和场所消费有很重要的领域，这一点来讲，空间品质的高低也决定土地和空间资源所具有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设计的作用。

尹稚老师讲了很多营造要重新思考，我认为要回归到本原，从设计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的专业。很遗憾，我们现在很多规划院，全国都一样，叫什么什么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十年把研究丢掉了，后十年把设计丢掉，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要重捡设计基本的理念，要回归设计。设计不仅仅是方法和手段，设计本身在今天咱们世俗的说，可以创造GDP。通过设计营造一个很好的空间环境品质，可以提升这个土地和空间的经济价值，更可以提升他的社会价值。所以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设计。与此相关的来讲，我觉得要考虑这个怎么实现管控。

最核心一条是规划主体的多元化，不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两拨人，不仅仅是业主方和规划院，更多的是包括我们私营的领域，包括我们的企业，也包括公众的本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常态，还是新常态，我们用了一个常态，没有用新常态。我个人也很少说新常态，因为我觉得所谓的新常态是从一系列数据反映出来的，我们的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降到8、7，慢慢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依然是高速增长的，7%，不得了的速度。所以我认为这是要回归的常态，经济学上的新常态。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学、城镇化的角度来讲，各个国家城镇化化水平达到50%的状态。设想一下，我们一半以上住在城市这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大家真正准备好、管理这个城市、社会了吗？我们依然是过去的高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放慢速度呢？其实很多理论研究讲得很清楚，一旦城镇化水平到50%，依然是快速，但是是逐步降速、减速的过程，最后是趋向平缓的过程。我们今天面临的过程更多是新常态，更重要是要回归常态，包括我们城市靠扩展还是提升质量，都是逐步回归常态的这么一个状态。

常态下我们面临什么问题？一堆“化”，城镇化什么问题？城镇化不得了，我们对城镇化的估量远远不足，我个人说城镇化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什么叫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不就是打来打去，你占我的地盘，我占你的地盘，现在几亿人要占我们的地跑，我们没打仗，要包容、要发展，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是不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我们过去管理的办法都在变，但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变，我们的基本社会制度不变，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方式变了。比如中央非常明确强调，跟李老师关系很密切，要扶持基层社会组织，当然可能需要时间，但是这在过去来讲都是一些可以说很难做到或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城镇化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挑战是城镇融合问题，你要不要社会外来人口，城中村提供基本住宅和服务，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还是把他们赶出去？再比如我们住宅的私有化，就是带来空间的问题，我住的小区很明显，过去十多年的变化，不同阶层的选择慢慢的，眼看着所有的理论在我的身边全部实现。信息化带来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时空变化，过去中央文件传达的项目多长时间？现在任何事件一发生，几亿人全知道。这种传递的方式，技术的创新带来我们社会组织的形势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过去讲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细胞，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现在你看看，清华同衡的小青年对北科院的人的了解可能多于对自己另一个所的了解。以后我们有信息化，所以这种信息化带来巨大的变化。老龄化，我们社区建设怎么满足这种需求，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我老了怎么办？全球化，北京大家很熟悉，大量的韩国或者其他裔居民，几十万几十万的存在，到广州等更厉害，非洲没有，也是上十万人在那儿要就业、贸易，要活动，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纠结，我在这儿讲要提高空间品质，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空间品质的提升还是要跟我们的居民的需求、不同阶层需求相匹配？现在很多设施化的过程已经带来了阶层的分异，我们今天的阶层分异不仅仅是收入、教育程度等等，也取决于他的居住地，或者他所能够参与到某一个社会群体当中。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在世界各地是反复上演的。

像一系列这些变化都是我们今天规划要面临的，从我们的职业、行业、学科来讲，面临诸多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也提不出答案。但是有一个说法叫回归常态，我觉得很重要。

规划正在挑战当中进入常态，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出新常态，我们的社会治理呼唤着常态，还有一系列规划，我们规划本身也要进入常态。所以我提出来，我们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空间问题，也要更加关注人、更加关注空间的主体。以人为本谈了很多年，但是不客气的说，口号大于实际。如何在具体工作当中真正做到对人的关注，可能需要第一，对所有人的关注。第二，对不同层面人的关注。是一个差异化的关注，不仅仅是关注某一个方面，同时是要关注个体的需求。这就是对我们整个的发展来讲，思想论来说是自下而上的挑战，不仅仅是过去自上而下。这就要求助于李强老师了，谢谢你们，你们赶紧进来吧，我们希望跟社会学多合作。而且我们认为社会学的加入，后期的规划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因为社会学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不同的人群、结构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们看看国际层面，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联合国人居署的一项工作，各国的政要开会通过决议，提出规划要重新定义。这是可以说凝聚了全球众多科学家的共识。首先强调规划不止是一个技术工具，所以我们经过了60年规划回到了技术工具的层面，但回归倒也不止是一个技术工具，规划是参与性的、综合的过程，所以必须要应对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要为全社会提供共同的战略，要为区域和城市提供总体的发展战略，要提供国家区域和城市性的发展，他们又回去了。

第三条，规划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核心。规划能给大家一些东西，能够提倡地方民主参与的道路，这恰恰是我们现在城镇化最大的挑战，同时规划是能够追求更好的城镇化空间品质，能够确保环境的可持续、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以及经济的繁荣，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要做这个怎么办，怎么才能做，底线，还是底线，要确保恰当的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可能过去做得比较多的是阳春白雪，锦上添花，现在除了做这些工作，还要做好底线的要求，针对社会不同的成员他的需求提供一个底线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保障。同时，要公平分配城市发展的所有的成本机会和利益。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成本一部分人承担，利益另一部分人承担，所以才带来社会之间的矛盾，族群之间的矛盾。规划本身讲到所谓的价值主体，就是要通过这种机遇的分配，成本的分配、机遇的分配以及利益的公正分配，才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和存在，要倡导社会的包容与和谐，同时非常强调文化的和谐。而且把文化放在社会发展当中，一个绝对重要的位置来看待，这是我们看到国际上的发展。

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的规划要转型，要面临着一系列的巨大的阵痛或者我们有一个心理调试过程，我认为要有摒弃龙头梦，在市场经济下没有那么多龙头，我们有的是九龙治水，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树立一种平台观，而这种平台观最核心的是作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要通过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这种协调来寻求我们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说追求形式上的大一统。我们已经吃过了形式上大一统的苦头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多多协调，它的价值会高于多不协调。

同时，我很担心现在有些部门，比如像能源局，大家都在用顶层设计，我很赞成习大大讲顶层设计，这是总的制度框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一个部门，我们前面讲到的，他已经不是搭建公平的平台，而成了一种行业利益的代表的时候，他再讲品质是会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所以我理解，习大大讲到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的深水区是在这一层。所以要防止规划变成一个部门利益的载体，来维护他已有的既得利益。如果出现这种局面，规划只是一个悲剧，不是应有的局面。

同时我觉得，应该防止以规划等名义对市场进行过度的干预。中央很明确的讲到，要对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到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时候我很困惑为什么不理解这两句话作用，什么叫决定性作用，谁说的算？但是规划自古以来就是弥补市场不足的，但是你不是领导市场，是市场做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区分不同层面的工作，在宏观层面规划起到平台的作用，要避免那些结构性的失衡，所以习大大讲，规划思路最大的折腾就是结构性的失衡。但是在微观层面，我认为主要是势权利益，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不应该完全自己把控。同时按照我们整个行政改革体制思路，如何强调底线意识，控制底线，而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规划。在我们部门的权力清单范围以内做好负面清单意识，做好这些事情，尤其是做好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公共安全这样的公平，剩下更多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事情。

再有很重要的一条，要回归规划的地方性，和我们规划本身的咨询地位。规划运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可能以这样国家中心主义来统领整个系统，我觉得和中央提出来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路是完全不吻合的。这也是和我们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一系列改革存在冲突问题。而且从国际范围来讲，规划基本就是地方势力，全球范围基本都是这样。当然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有传统政治体制，有统一的领导，但是我觉得，中央讲得很清楚，在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应该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们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可以屡屡侵犯国家利益，形式上却要国家对它进行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作为我们行业，作为我们职业来说，如何回归到一个第三方中立的咨询地位，而不仅仅是过去屡屡出现的依附于权力和资本的局面，需要我们本身要做强自己，要有自己的职业精神，要科学理性。

再一个要转型的就是设计，要在有限的解决范围内，规划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事交给李强老师做，有些事交给其他学科做，规划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现在什么事出来都说规划怎么做，规划不是能解决所有的事，所以在有限的责任范围以内认识到规划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要回归本源，在设计的角度讲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作用，设计会改变生活，设计能够创造GDP，这是我们学科或者行业，或者我们职业最基础的机能，也是我们最基本的知识体系。过去以往的情况，我们更多是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没了研究，少了设计，就剩下规划。二规划那块都是东图西进，上千平方公里的各种区，都是非常宏大的战略理想，人民需要这么一种美好的前景，但是我觉得更多需要做细做深，所以要做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做规模大。要品质追求、精细化服务作为我们行业最基本的主流的价值观，同时要真正的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带来巨大的变化。每个单位门口都是各种快递小哥摆地摊，我们传统模式还在那儿做各种中心，我们的所有东西还在那儿机配，这种东西已经搭配了社会层级的概念，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要研究，从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设计的价值，来研究我们这个规划能够做什么，回归它的本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