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老师们、同学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我们已经是第三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了，刚才像袁昕院长讲的，这次是多学科的，我做社会学，所以我的话题从这儿开始讲起，我的题目是《社会学、人居环境与城镇化建设》。

第一，社会学是研究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规划建筑专家，大家都会问社会学是做什么的。第二，社会学和人居环境有关系。第三，在新常态和创新局面下，我们社会学推进人居环境要做点什么。后面尹稚也在讲学科发展的新常态，大概讲这三点。

一、社会学能为城镇化做些什么？

第一，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能做什么，最早的大家知道社会学是1830年孔德创造的，其实最早的大家孔德等等他们都是想创造综合学科，以前所有学科都是专一的，社会学贯以社会，天下有什么事不是社会的吗？所以社会学好比神仙，它要把一切都框在内。虽然像韦伯说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似乎想让社会学走向一个专门领域，其实你要读美国著作，经济与社会你会看到，它是无比大的，似乎想把所有的都控制在内来探讨一个话题。虽然我列了这些人，比如说两大类，一类是总体的，一类像韦伯等等，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总体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探讨社会学研究话题，大体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想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社会学有一个目标，每一个学科都很具体，似乎是想超越所有学科，这是孔德最初的野心，社会学从整体上解释社会有机体，恰恰和吴先生提的人居环境有相似之处。我在学习吴先生的理论，包括经济、社会、文化都在里面，其实一个社会是不可分的，当经济学、社会、规划，就想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大的漏洞，比如研究经济，看看股市，股市涨难道就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吗？背后有更大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等综合性原因，所以，实际上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就感到人们没有办法来割裂。当人们想去总体上把握这个社会全体的时候又觉得无比困难。因为人的知识量有限，大脑有限，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领域的，现在学生越做越大，他们可能要研究财政社会学，我看这些东西，也觉得眼花缭乱的。那么宏大一个东西，不能是所有的问题都当专家啊？于是社会学家就想到第二个问题，把社会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于是有人说，他研究行动、行为、互动、结构。

按照这个思路，好像社会学的领域就出来了，政府是你们政治学搞的事情，市场是经济学搞的事情，社会似乎不要做你们那样的东西，我做我这圈的东西。这个东西到中国以后产生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政府无所不包的社会。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成熟，但是直到今天，社会十分弱小。特别是近些年，社会学家围绕NGO，社会组织研究，似乎又没有点到这个国家的穴位上。如果那样做，就意味社会组织NGO就能阻止，那是开玩笑，NGO发展30年了，对社会影响力大吗？不大。

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我说中国社会五大特点，第一，政府主导。第二，整体利益。第三，关系社会。第四，身份等级等等。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学家阐释社会的时候，是以西方社会为原本，政府、市场、社会互不干预，社会培育力量很强。进入到中国发现问题，当我们社会学探讨城镇化的时候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城镇化是一个综合体，社会学在解释城镇化的时候，确实想把城市这件事拿出来，城市就是人们生活的聚居地。如果想探索人类生存聚居体，所有的要素你都要考虑在内，你才可能探索出内在的规律。所以早期的社会学家像帕克，如果看他在芝加哥做的实验，基本上是把美国芝加哥城市的发展的社会总体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当然从各个角度探讨，核心还是围着人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学家们他们所做的努力虽然每一次都说自己想收缩到一个范围中做，但是他最后又不能不回到社会总体上去。

1952年社会学被取消，后来费孝通老师一再要求恢复，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学科复建，说社会学要赶快补课。重建以后，费老对八十年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提出叫小城镇、大问题。所以中国有一段时间做小城镇研究。其实我们现在反思，费老提小城镇是一个阶段提出的一个目标，因为当时中国对大城市比较恐惧，如果费老上来就说城市是中国发展未来，中国未来人都要进城市，这个绝对被当时反对的，所以费老还比较“狡猾”，提及小城镇。当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发现远远突破小城镇，中国现在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都是巨大的城市主导场所，同时也联络着小城市的脉络。

下面我介绍一下社会学的特征：

综合性研究社会最大的试验点叫社区，社区是可以操纵变量的，社会变量太大，比如我们做大规模的调研解释中国社会，但是难度太大，所以往往落到社区中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课题，在天津武清这个地方搞了一个“龙安城”。把龙安城规划、建筑以后，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社区，可不是规划界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前一段随着调研，在所有的概念里，恐怕没有概念能超过幸福了，你想人类最高的理想是什么？好像幸福。但是这个幸福的概念太大了，，一个房地产商说幸福的概念，这里面肯定有房地产商打销售主题的意思在里面，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调研。幸福这个事太大了，所以我说你看规划和历史是一个因素，配套你的环境、治理、文化、社会参与度，居民，最终回到居民自身判断说幸福，所以我们后面做了一个指标体系。

所以这个努力似乎是无限的努力，就是他把人考虑在居住中了，也是社会学的野心。似乎是我们想把这个社会的所有要素都放在内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什么样一种居住，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社区，真的是人类的理想目标。

当然这件事情难度很大，我们有一种研究叫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的思路就是把社会所有变量都放在内，然后我们来探讨一个社会应该怎样去做。这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1965年提出的，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是美国人给他提一个难题，大家知道六十年代美国要登月，他们把资金投到航天上去，这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做这么大的事业，这件事情对未来人类影响是什么，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提议，做社会指标，无限扩大指标，做得无比巨大，其实这个研究最后失败了。因为高尔发现可以无限度增加它的变量，但是最后回答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明确的，到底航天技术对人类影响是什么？他最后感到无法把握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无限做变量，实际上把变量做太大有一个缺点，无限变量就是等于没有变量，把什么事都做重要，因为人类能操作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感觉说，别看经济学，经济学虽然所有的公式都是输入的，因为把经济抽象出去了，它把它变成供需，大家都明白，那个抽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判断中国经济学家判断永远不对，因为影响的变量太多。

尽管这样人类创造了一个东西叫货币，你最后说了无数遍之后其实还是一个货币的特点，为什么总是说GDP，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呢，因为就是一个具体的衡量指标，我们社会指标曾经想过创造一个社会中介物，就是超过变量，就是社会的变量，觉得人类这个努力太困难了，因为这不是某一个家、某一个学者创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创造出来的，是衡量人类社会的指标。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社会学做什么，我们试图做什么努力，我们这个努力和吴先生的努力相似。

我们后面还做了一个课题，也是向宏观解释的。这个课题其实是徐康迪(音)的课题，一块儿在清华做一个课题，那个叫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分配给我的任务最初叫做人口迁移与市民化研究。研究过程中，有一天徐康迪就问我，他说能不能不叫市民化。我问为什么？他说我觉得市民化容易让人误解。因为那个时候有人批判公民社会，他就说，这个市民化，跟市民社会是不是容易接轨，是不是容易误导。我说徐主席，其实市民化已经写进中央文件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能不能找一个更好的词啊？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提人的城镇化了？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提这个人的城镇化。

什么叫人的城镇化呢？我觉得这个城镇化要做得太多了，这个图就是现实我们当时的理解，实际上这个城镇化必须考虑城市和乡村，你考虑的变量在城市有四个不可忽视：

第一方面，产业和就业。城镇化的意思是说，让人们转变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说什么城镇化呢？城镇化就是人的生产方式变化，人的生活方式变化，人的价值历年的变化以及人的权益的变化。这样我们赶到，城镇化首先是就业，户籍、保障，有住房在里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有就业就一定有住房。城镇化在农村里面涉及了一个大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建设用地，新型农村建设，实际上叫城乡一体化。总之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社会学的努力似乎和我们城镇化、人居环境接轨的。

二、社会学与人居环境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就解释社会学和无限人居环境，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人居，无限人居环境像刚才说的，其实是城市、农村，他说他要从政治、文化、技术要全方位考察，我也在学习吴先生的想法，他的框架挺大。这样，吴先生说的事情跟我们社会学说的事情是接轨了。因为吴先生说，他试图想完成社会学的野心，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社会学有两个野心，第一个就是从总体上把所有的东西变量都拿来研究，吴先生说的也是这件事情。他所说的事情和社会学试图想复原社会的很相近。但是我们感到社会学在此之前，我们想复原社会本身，我们想做的这个努力实际上不是特别成功，原因是变量太多以后，反而不是特别容易把握这个要素。吴先生是说，我以居住为中心，来探讨所有产生的变量，所以我介绍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个合作研究。

什刹海实际上我们当时做的想法是培养学生，让两部分学生一块儿碰撞，看看碰撞能不能产生新的思想。大家知道什刹海在我们国家是旧城保护，批准之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大家知道什刹海很大，我们做的调研地点我后面给大家看的图大体是指出烟袋斜街里面的包括地安门大街、大石奔、小石奔，等，这个是大家理解的历史上的什刹海，基本有前海、后海，积水潭构成的。当时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建筑系的学生比较会画图，他们画得很好，他们做空间做得好。社会学的学生做关系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想在空间上来展示社会。所以我觉得，当时开始做这个，这是一个院落。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的产权，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的房屋，这是阐释一个院落里面人文的社会水平等等。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两个学科的交融是很对的，因为建筑系的学生，我觉得包括当时刘佳燕等等他们画图画得好，我们社会学的学生不会画这个图，说了半天社会，但是画出来？画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感到，做建筑的忽视了社会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前辈所说的东西，就是在中国社会空间关系是缺失的，这是一个大缺陷，这方面我们觉得美国比我们超越了很多。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的空间是一个政治空间，因为我们国家比如说，最大的一个数据叫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人口普查数据是用什么做的呢？我们人口普查数据是用接到、居委会的体系做的，大家理解吧？因为中国人口普查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做到中国的人口普查，英国的人口普查就是发一个表，到居民家里一记，你填就填，不填就不填了，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一家家跑，所以中国的人口普查讲水平和质量的话，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就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最后没有留下空间数据，下一次人口普查应该把空间数据留下来。因为让那些老太太也画图，把居委会分成八片画一个图。因为你不画图，你不能分工的，于是画成八片。但是最后老太太把数据合成交给北京市的时候，他就把画的图给扔了。这样，所有的人口数据就永远合不到空间上来，而且能合的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北京有居委会，合成居委会，整个空间数据就。到现在为止，你看研究人类关系和空间关系，往往基本就是以街道为基础形成的数据，这样街道均值是什么样？比如我们做太湖，结果均值把人画到太湖里面去了，证明这个空间数据没有做到一个房屋就是一个空间数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和建筑系的合作这点做得还行，这是我举的例子，这个甲12号是特殊的院落，他们自己评价五年来生活比较，外迁，这个涉及到社会关系了，一家一户的普查等等。如果这样我们反思当时做的事情，我感到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可能目标太单一，因为什刹海就是要完成旧城保护，但是完成旧城保护难度比较大，这涉及到一切的关系。这样我们反思一下吴先生所说的菊儿胡同，其实吴先生做菊儿胡同，今天保留下来的是物质空间，是那个院落，大家说菊儿胡同很成功还是照那个院落，其实不知道大家调查没调查，菊儿胡同的居民，都走了。当年吴先生做菊儿胡同的时候还是做人居环境，不是一个房子，人口能够让那样的脉络下回迁。但是实际上你想想，那样一个菊儿胡同的中心区域，最后被市场分化了，

我们需要做菊儿胡同改造，但是最后是空间改造。所以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建筑空间是社会，但是我们感到什刹海不单单是一个空间，我们做什刹海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感到很惊讶，那天数百人拿着蛐蛐儿罐斗蛐蛐儿，这个事我没有想到，当你把人口置换以后，它的民俗业(音)就失去了，我就开始思考当年老北京的什刹海，家庙，我们说什刹海有十个刹，这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是保护院落，保护房屋？

三、清河实验与社区提升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结点，我想再阐释一点，社会学做的一件事情，叫清河实验与社区提升，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学刚才说了，不是擅长综合性研究社会，我们最大的一个可控变量叫社区，所以我们在北京市选。在这个之前，北京市政府希望我们做社区治理研究，所以我开始调研。去年调研了不同社区，调研了不同社区以后就觉得，北京社区太复杂了，多种类型社区，这样我就找到一个地方，包括多元社区。后来我们找清河是几个原因，第一，清河我们同衡就在清河，大家理解吧，所以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说，说这个地点不错。尹稚说这个地方乱糟糟的。对，清河这个地方乱糟糟的，所以你可见，这个地方是值得实验的。

清河实验我们28个居委会，社区极为多元，这里面既有城市，又有农村，既有高精尖，像小米、同衡，还有脏乱差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因为1928年社会学开创了清河社区，当时我觉得乡村建设这个思想影响了全国，所以一批社会学家，当时这个地方还是村庄，这个当年的清河实验被日本人中断了，因为日本侵华以后整个实验中断了，后来没有再恢复。解放以后，原来的清华实验还是一个改良思想，在原有的社会结构怎么完善，就是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时间原因，我非常简单说，清河这个地方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地面很大，相当于28个居委会，大概有1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万，但是实际上加上外来人口有多少也很难说。

实验大体上我们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总体思路，理论我不讲，总体思路就是政府、市场、社会，我们社会学是把这个都考虑在里面，我单研究社会不行，所以我们在思考就是政府、市场，我们实验得到北京市政府海淀区的支持，这个比较好介入。

实验性的第一个阶段更多是社会组织实验，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个社会组织没有社会这一块，基本是政府通道下面，缺少社会，所以第一个实验就是叫做议事委员选举，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在三个小区已经完成了，毛纺南小区的实验。那个是过去毛纺厂的，现在衰落了，老百姓生活比较低下。这是议事委员。我们学生已经完成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社会资本的思想，就是让居民参与进来，这是议事委员选举。橡树湾小区大家理解，中国老小区，但是也做了议事委员选举，也不以为它不需要议事委员，不过三个小区是三个不同类型。毛纺南是老旧小区，它有它的问题在里面，像橡树湾没有问题吗？它也有问题，所以橡树湾选举。阳光社区更复杂，阳光是特复杂的小区，你看这个类型，阳光北里、南里，三个小区第一个阶段的实验完成了，这个我们在寻找社会活力，怎么让这个小区让政府活力都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有政府活力，但是市场活力是小平建的，橡树洋实际上是市场完成的，但是市场有局限性，市场会失灵，完全让市场货币运作，会违背老百姓的意愿，所以我们探索各种社会力量，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在做，可能跟我们规划界的更有关联。我们第二阶段叫什么？后来就叫社区提升。社区提升之后我感到跟规划联系太密切了。其实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小区都是要提升的，毛纺南小区太低了，要很大的提升。规划我觉得前一阶段是规划，那时候是政府批地。但是进入常态以后大家意识到，政府开始收敛了，中央政府严控各种审批，新批的地块不像第一个阶段那么疯狂，而且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长模式变了，不是蔓延式发展为主，是内涵式的发展为主，所以这有可能是未来规划界很重大的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是小的提升，当然我们具体只是做了一个社区，也是正在做，也是王绍涵(音)，做了两个事，一个是绿地，一个是自行车。问这些老百姓，你们认为什么最重要。选题，有一些社会操作行为，最后老百姓选出两件事情，就是绿地和自行车。

总之，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讲。今天社会学和规划界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调研的，整个社区变了。原有的一套政府管理模式不能适应今天局面了，完全靠那个发展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三个社区。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毛纺南社区就彻底衰落了，毛纺没钱给他。橡树湾小区今天看着不错，但是大家看到，它是市场博弈，是物业、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这里可能社会一片是最弱的，就是完全永世长去思考的话，无非就是一个物业费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潜伏着很多问题。我们有一些分析，比如说到底什么叫物业公司。后来我们发现得出的结论是说物业公司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行为，物业公司承担了很大的社区公共物品的行为。所以这就是要重新思考了。因为现在是想把物业公司作为一个投资，市场交易就完成了。但是你理解吗？物业公司一撤社区就瘫痪，所以这不是社区交易行为，不是我买一个冰箱，或者我货比三家，不好我就不买。物业这件事不能撤掉，不能说今天不给我交钱就停水停电，这是公共服务。即使在橡树湾小区里面，里面也有社区提升，里面当时有一个小饭桌问题，就是橡树湾是白领买的房子，把他们父母迁进来了。所以这里面生活两部分人，一个是养小孩，一个是老人在这里生活。年轻人白天上班了，老年人就说我们得有个小饭桌啊。我们找到一块地，居委会弄一块地，我们条件还不好，干嘛弄小饭桌啊？所以居委会本来是居民自治组织，实际上橡树湾居委会里面没有人住在橡树湾，原因很简单，居委会是聘来的，橡树湾是买房子来的，居委会买不起这儿的房子。所以你看到，橡树湾的本质问题没有？我们做提升的时候，这个阳光太差了，就是给他找一出块绿地，搭出自行车棚是他们社区很大的要求了。国家有这个能力做社区提升吗？我们跟接到打交道就发现，我们国家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北京市政府每一年给一个居委会15万的公益金，一直在账上趴着，积累上亿了，因为他不知道干什么用。从今年开始，每一个居委会拨建20万党建费，共产党觉得我们要加强共产党领导。有35万的公益金放在那儿。当我们做社区提升的计划的时候问街道主任，他说钱不是问题，但是他说，你们最好不要造大了，你把计划造大以后，上会我批不了，每次做五万以下的规划签字就批。所以我们才感到，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资金置放着，小区这边真的是极大的需要提升的动力。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结论是我们社会学跟建筑、规划等未来合作有无限潜力，谢谢大家！